每年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開幕前一天的“媒體見面會”，是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董事長龔曙光與媒體記者們的“年度之約”。
7月27日下午，包頭市香格里拉酒店，在長達兩個多小時的見面會上，各路媒體的問題一刻未曾停息，而龔曙光穩坐沙發、侃侃而談，他的思考并不只限于中南傳媒，更涉及整個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對于在線教育、IP運營、投資并購等熱點話題，他也毫無保留，分享了自己作為文化產業領軍人物的獨到見解。
關于全民閱讀和實體書店
記者：一位旅居上海的印度工程師撰寫的文章《令人憂慮，不閱讀的中國人》曾在網絡上引發熱議。文中說，中國人忙于打電話、發信息、刷朋友圈，或喧囂地忙碌，或孤獨地忙碌，唯獨缺少一種滿足的安寧，而這種安寧恰恰需要讀書。我想問，在當下的中國，應該怎么倡導讀書？
龔曙光：這是我們政府和很多有識之士共同的焦慮。當更年輕的受眾們在充分享受新技術帶來的資訊便捷、搜索便捷和分享便捷時，是否已經淡忘了閱讀呢？按理說，互聯網為讀者的閱讀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應該使國民閱讀的關注度和閱讀率有所提升，但事實卻與這一理論推演相反。
閱讀首先應該是一個社會高度發達之后公民的自覺選擇，閱讀率的提升是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之后的一種必然文化進程。曾有種悖論：擺脫貧困往往只能靠讀書，而常常又有些人為了生存而沒有時間、沒有條件讀書。隨著義務教育的普及，加上國民收入的增長，我們國家已經基本擺脫了這種悖論，但我們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和歐美相比依然是有距離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民閱讀率的提升。
互聯網在帶來閱讀方便的同時也帶來了娛樂的便利，而后者對于青少年的誘惑力更大。很多人問，是不是過去讀書的人如今都讀屏了？其實不然，圖書丟失的讀者并沒有百分之百地轉化為屏的讀者，有很多人選擇“屏娛樂”而非“屏閱讀”。上述經濟的原因和娛樂的原因，都是造成國民閱讀率提升比較緩慢，達不到我們期待的重要因素。
至于如何來推廣閱讀，則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參與。除了政府、有識之士與學校教育的引導外，我尤其認為家長對于孩子的時間安排，特別是在互聯網娛樂方面的干預及知識攝取習慣的養成方面的關注是非常重要的。閱讀不形成習慣，閱讀率就很難提升，而要形成這種習慣首先要靠家庭，其次才是學校和社會。
記者：不久前，中宣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財政部等11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支持實體書店發展的指導意見》，通過多種形式支持實體書店的發展。這是否會對中國的實體書店發展帶來質的改變？會否帶來實體書店的回暖？您對中國乃至全球實體書店的未來持怎樣的判斷或者期待？
龔曙光：多個部委發文支持我們產業中一個細的分支，作為從業者，我們肯定是歡迎的。傳統書店在當下受到重視是有理由的，但是說“傳統書店回暖”是沒道理的，因為現在很多實體書店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書店，而是新業態的文化消費體驗場所。
毫無疑問，實體書店不會成為支撐傳統出版業的核心力量，傳統出版業依然會面對數字化轉型、屏閱讀的分化等諸多難題，實體書店再多，也改變不了人們要從“紙閱讀”轉向“屏閱讀”的必然趨勢。所以書店可能會成為文化地標，可能會成為全民閱讀的一個提醒物，但它已不可能根本性地支撐傳統出版。
從國家層面來講，我們需要增加能夠看得見、摸得著的文化設施，像劇場、電影院、書店，都是一個城市的文化坐標，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家再怎么重視實體書店的建設都不為過。 閱讀這件事，既有獨處的需要，也有群居的需要。在一個滿目是書的環境里面挑書，本身是一種享受，在這里，你還可能邂逅你想邂逅的讀書人。在家里通過互聯網買書，是個人行為，但在書店買書，就是群體行為。以書為核心，形成了一個綜合性的文化消費體驗場所，這是互聯網所不能提供的。所以我認為，未來的實體店應該朝這樣的方向去發揮自身的優勢。
未來的書店會分幾個層次：一是24小時書店，作為一個城市的文化地標來建設；二是傳統書店的升級版，現在很多地市的門店都做了升級改造；三是校園書店，更多地滿足學校的閱讀需求；四是社區書店，更貼近人們的生活。所以，現在的書店已經分化出很多的層次和功能，已經變成了豐富的業態。
關于在線教育熱和IP熱
記者：“IP”是當下中國文化產業炙手可熱的概念。今年3月，中南博集牽手郭敬明，中南傳媒以IP為核心的全版權運營平臺也正式啟動。據透露，中南傳媒的基金公司成立后，第一期5億元資金中會有一部分投向娛樂產業，其中就包括影視劇。那么，您如何看待“IP熱”？
龔曙光：最近兩三年IP太熱了，熱得有點兒過火，導致資本市場對于IP的估值過高。IP其實不是新東西，“知識產權”的概念早已有之，而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電視劇、連環畫，也是多少年前我們就干過的事了。那何以這兩年IP這么火？在我看來，這是行業缺少話題炒作的表現。對于出版業而言，IP至多是個B類話題，現在炒成A類還不夠，還要炒成超級話題——一個好IP動不動就值幾千萬、上億。所謂IP經濟，解決不了當下出版企業所面對的核心創造力下降所形成的支撐不夠的問題。而且，現在出版業不是在向其他行業正向地輸出IP，反而是在逆向地搶購IP，這不是一個正常現象。我不相信一個圖書盈利能力在急速下降的企業可以靠賣電視劇、游戲就能突然變成一個大集團。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毫無疑問，IP是出版企業提升產品傳播力、影響力與收益率的重要方式。對于一部好小說，我們完全應該在適合的條件下把它改成電影、電視、動畫、漫畫、游戲等不同形式的產品。這是一家好公司應當擺到重要位置的戰略和一定要形成的產業模式。
就中南來講，第一，我們首先抓的是源頭，源頭在原創，如果沒有原創，哪來的IP呢？歸根結底還得靠自己，靠本土作家盡可能多地去創造有跨界可能性的IP。從中南傳媒的廣告語“催生創造，致力分享”就可以看出來，原創能力是被我們放在第一位的。
第二是有沒有能力去轉化，把一個文學的IP變成其他多種形式的IP，這種能力無非體現在兩點上：有沒有錢和能不能做。前者自不必說，對于后者，中南傳媒還是在人才和制度上做了充分的準備的。我們的基金公司有負責娛樂投資的專門小組來發掘IP，我們的中南博集也成立了新媒體公司和影視公司專門做IP開發。就在今年，本土IP開發最成熟的團隊之一——郭敬明和他的最世文化與中南博集正式簽約合作。做了上述許多準備之后，中南傳媒未來將在IP轉化、多媒介跨界上有更為切實而持續的推進，今明兩年就會陸續有一些跨界產品與大家見面。
記者：您曾在不同場合提出“在線教育存在泡沫面臨洗牌，全面的教育信息化至少需要15年”的觀點，那么，在當下資本有所退潮的環境下，您如何看待在線教育（數字教育）領域未來的發展？在真正的政策機遇期到來之前，作為傳統出版業界最早持大資金投入的在線教育公司——天聞數媒，將如何布局未來發展，集聚力量，搶占先機？
龔曙光：我曾說過在線教育、IP經濟、影視演藝領域有泡沫，而且泡沫早晚要破，如今這些預言正一一應驗。
全面的教育信息化離我們還有多遠？說十年也好，十五年也罷，憑的是感覺，但這一定不是當下或者三五年內就能做成的事，對此，企業是沒有自主權的。許多企業用“燒錢買用戶、交給資本買單”的互聯網模式做在線教育，但又有幾家企業能一直燒到教育信息化全面開展的那天呢？
中南傳媒之所以敢做在線教育，并布局了一系列公司，原因首先在于我們從來就沒準備燒錢。我們看待在線教育的商業邏輯有些不同：我們不是為了在資本市場上搏一個很高的估值，而是為既要對概念產生影響，同時又能實現盈利而投入其中的。到今天為止，我們的天聞數媒、中南迅智、貝殼網這幾家在線教育公司都是業務落地、市場夯實，是在有利潤要求的滾動中推進業務的。
正因為我們認識到了中國教育離全面的信息化還有相當一段距離，所以我們要求旗下的公司不能只服務于未來全面信息化之后的教育環境，更要服務于教育在進化過程中的需求，在每一個發展階段上掙錢。所以我認為，像天聞數媒這樣的企業未來一定會比較健康地成長，因為它的商業模式跟別人不一樣。
關于文化投資和全球市場
記者：在去年由美國《出版商周刊》、英國《書商》、法國《圖書周刊》等權威媒體發布的“全球出版業50強排名”中，中南傳媒傲居第七，江湖地位已毋庸置疑。在“十三五”期間，中南傳媒將以什么樣的姿態走進國際市場，如何擴大在國際市場的影響力？今年年初，中南傳媒成立了中南安拓公司，并進一步提出國際文化市場是四大潛在市場之一。在戰略版圖中，安拓公司處于什么樣位置？
龔曙光：中南傳媒位列全球第七，甚至排在法國阿歇特集團之前，這對我而言是種“刺激”。雖然我們的一些指標比如產品總量、盈利能力可能已達到世界一流出版企業的水平，但談到在國際文化領域中發揮的作用、享有的知名度，我們與諸如阿歇特這樣的一流出版企業相比還遠遠不及。能否在每一個關鍵的向度上都能達到先進水平，是我非常關注的問題，而國際化就是這樣一個重要的向度。“十三五”期間，中南傳媒將國際文化市場視為四大潛在市場之一。在去年，我們與培生集團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今年年初，我們成立了負責境外業務的中南安拓公司，目的都在于加速國際化進程。
中南傳媒未來將在三大領域布局國際市場。首先是傳統的版權、實物貿易要大力發展，這也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命。第二是資本的“走出去”，中南傳媒近幾年比較重要的潛在并購都放眼在國際市場，目標聚焦在擁有互聯網技術、掌握出版資源的公司上。第三是通過“一帶一路”等國家項目，以文化援外來推動國際化業務。援外項目必定要走進受援國的主流人群，通過為受援國設計、提供專業的文化服務，使援助國的形象深入人心，在實現經濟效益的同時完成國家文化援外的政治任務。新成立的安拓公司，就是集團開展文化援外的一大主力。可以說，在中國的文化產業集團中，像安拓這種公司也是比較獨特的，我們有先發的優勢。
記者：據悉，“十三五”期間中南傳媒可利用的資本金達上百億，并將繼續做戰略投資和項目孵化。對中南傳媒來說，您判斷一個項目是否具有投資價值的原則是什么？
龔曙光：中南的投資需求是多層面的，其中，最重要是產業結構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又分兩種情況，第一種需要是疊加型的，當企業在某個領域具備一定規模時，單純通過并購同領域的企業，就可以通過市場的疊加提升行業地位，進而產生質的變化。比如，萬達在世界各地收購院線，就是出于這一需要。第二種需要是產業整合型的，舉個例子，同樣做出版，中南傳媒的強項是教育出版，博集天卷的強項在大眾出版，整合之后，集團在教育和大眾兩個領域就同時擁有了很強的實力。未來如果我們再整合并購科技出版、專業出版領域的優質企業，就會在整個中國出版界格局中確立自身的地位，同樣也會產生質變。
除了產業結構的需要，集團在投資時也必須考慮文化整合的需求，這比產業整合更難。許多公司單看很優秀，整合在一起反而搞不好，有時是一家企業的基因過于強大，有時則是兩組基因間相互排斥，發生“溶血”。企業文化兼容之后，還要考慮如何利用這種兼容來提升整合后企業的質量。有些并購的目的并不只是在于產品和服務，還在于管理和經驗。比如，中南傳媒在與博集天卷的合作中就吸納了對方在出版管理方面的許多經驗，給集團帶來了一定的提升。
第三點需要考慮的是投資的安全性。首先要看值不值，即被并購對象當下的估值與其市場價值是否匹配，有些企業的估值明顯被一時的氣氛或購買競爭所抬高，這樣的企業未必是好企業。其次是發展是否有可持續性。現在很多互聯網企業存在“注水”現象，資方要IP就買IP，要流量就買流量，要用戶就買用戶，這樣的企業后續發展往往難以持續。
記者：最近幾年文化產業身處風口浪尖，很多工業、制造業領域的上市公司紛紛通過資產重組轉型涉足文化產業。一方面，文化產業從業者在努力“跨界”延伸到別的領域去，而外面的公司又在拼命“擠入”我們這個行業，對這種“圍城”現象，您怎么看待如何評價？
龔曙光：這是文化產業進入資本市場之后必須面對的狀況。當資本成為文化發展的推動力時，資本也會使文化產業在一定程度上臣服于它的逐利本性。資本向文化轉移是全球的普遍現象，譬如大家都很熟悉的索尼公司就從制造業起家，現在已成為非常成功的文化產業集團。
外界產業資本進入我們這個行業有兩個原因，一是文化產業有較為廣闊的發展空間，二是文化產業近年來的估值要高于一些制造型產業。
但從世界范圍內資本運行的基本規律來看，專業化仍是資本的基本投向，而對于跨界還是比較審慎的。縱觀二十年來世界文化企業的并購，其中多數都是發揚長處的——擅長報紙的往報紙進軍，擅長電視的往電視進軍，當然有些集團為了擴充自己的實力而以并購彌補短板，比如貝塔斯曼作為一個全媒介的集團，缺少電視業態，就跨國并購了RTL集團，但這并不會影響它的核心業務。各大傳媒集團的另一集中選擇是進一步捏緊專業拳頭，譬如全球最大的教育出版集團——培生，在去年就將旗下的《金融時報》《經濟學人》等“殿堂級”的報紙、雜志賣掉了，轉而集中注意力做好教育出版業務。
所以我認為，業外資本向業內流動很正常，但不會是文化產業的主流；文化產業資本走向業外也很正常，但也不可能成為主流，只有那些有實力、有定力的企業，才會是支撐中國文化產業向縱深發展的核心力量。當然，我們也要關注像萬達這樣的強勢財團企業，它們淡化、甚至舍棄過去的傳統業務，轉型成為文化領域新的主力軍也是有可能的。不過，這些畢竟是少數。